重庆市渝中区人民公园内有一座“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这座碑碑身高7.34米，底座高0.64米，整座碑高近8米。在全国各种纪念碑中，它的身高只能归入小型类。但它却迄今为止是全国唯一的纪念抗战消防人员的纪念碑。碑的正面镌“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十二个大字。碑体下部刻有碑文，不过随岁月流转，碑文已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笔者曾试图将碑文全数识读出来，最后还是未能如愿。不过，幸运的是，碑文的主要内容目前还能基本读出，令我们又回到了五十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场景。碑文为：

　　“重庆为西南重镇，华洋繁杂，人烟稠密，无论昼夜寒暑，一遇火警，辄患燎原。故消防之设备不可一日或缺。惟自‘七·七’事变后。□□□□□□□□□□□□倭寇肆虐，轰炸频仍，全市计遭空袭九十六次，火场达九十余处。当时消防人员本着服务精神，奋不顾身，□□宵肝，竭力抢救，或被弹炸□，或屋伤死难，□□计八十一员。名与前方抗战□壮烈牺牲无或殊，其功甚伟。勒诸于石，以谌不朽宜也。爰为之铭曰：消防何为绸缪安燕七七以还功同抗战□事长员还邦之彦□仁宅心以智应变见义勇为职居石殿赴难争先勋名共见并寿河山光垂史传”。

　　史载1938年2月18日，九架日本飞机首次沿长江飞向重庆，对重庆开始了持续数年的疲劳轰炸。民国时，重庆市区内的大小建筑多为木制，稍有不慎，即会火烧连营。而日机在轰炸时却有意投下大量汽油弹，一处燃烧，处处火警。而反观重庆的消防设施，却极端简陋，全市总共只七台老式人力消防车。扑救火灾只好大量依靠人力。即便是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重庆市的消防队员们却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火灾损失。民国时重庆出版过一本《空军足以战胜日本论》，书中对当时的情况作过如实的描述：“重庆在民国二十八年，对于火灾本极危险，是年拆除火巷后，虽较安全，但亦全无危险……并且敌机在城区投弹较多，而防护团员亦多非常勇敢，于敌机投下燃烧弹后，即奋力扑灭，所以在二十九年、三十年大轰炸时，火灾较少。重庆市内，尚能保全若干房屋。”对于重庆消防队员在大轰炸中的突出表现，重庆新华日报也不吝赞美之词：“敌机滥炸重庆市区，投下巨量之烧夷弹，惟灾情并不惨重，其所以然者，战时消防总队全体人员之英勇服务与有力焉。”今天的人也许不知道，当时的消防队员绝大多数都是兼职履行自己的义务的。平时他们做点小生意，有的是力夫，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机关工作人员……他们都是重庆大轰炸期间无私而光荣的“自愿者”。在他们的影响下，广大市民也积极参与了消防工作，不但战时协助救援，平时还尽量储沙储水，一旦发生火情大家都自动参加到运水、运沙大军中，有效地控制了因日机轰炸而造成的火势蔓延，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1940年8月19日上午12时左右，日军先后出动了130架次飞机对重庆市人口密集的地区进行重点轰炸。他们投下了大量的新型凝固汽油弹，大量的民房受损。大田湾、两路口、中华路、通远门、学田湾、都邮街、大梁子、较场口等处被炸的千疮万孔，全城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大火过后，幸存下来的人们不畏强暴、奋起扑火。当时还有数十名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高等科学员正在重庆学习，他们也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扑火队伍。据1940年载：“十九、二十日之大轰炸中，该队队员登房拆屋，协助灾民于火场中抢救物品家俱，并救死扶伤亲送各院就医。红十字会的救护队在警报中来回奔走，救护队员背着药箱飞奔过山坡往被炸地区，替受害同胞敷药包扎。防护队、消防队出入于火光中忙着拆墙救火”。在这次轰炸中共有多少平民百姓和消防队员失去了生命至今已无从统计，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有两名消防队员是在这次扑火中牺牲的。三峡博物馆里保存着一块消防队员的墓碑，碑上的文字虽然不多，但它却真实地记载了历史：“廿九年八月九日，敌机袭渝，重庆市消防总队王海云、徐剑两分队长冒险抢救殉职于金马寺。爰志于碑以彰忠烈。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六月立”。这块碑从时间上来看，与人民公园内的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属同一时代。大小虽有不同，碑上文字却互为补充，相映成辉。人民公园内的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上说这些消防队员“功与前方抗战将士同”这个结论是十分中肯的。这块碑的另一面还记有那些殉职消防人员的名字，共八十一名。笔者没有在其中发现王海云和徐剑两人的名字，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没有在碑上留下他们的名字。但我们告慰逝者的是，时至今日，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们。每年11月9日的消防纪念日，都有许多来自各地的消防战士和群众聚集到这块碑下，默默地与那些长眠的逝者对话，并以重庆消防飞速发展变化的今天来告慰那些进入天国的亡灵。天国里没有轰炸，也没有火灾，你们总算能好好休息一下了。

　　这块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现在是重庆市渝中区的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重庆近代史上的一块名碑。